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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书摘】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
发表于2021-04-19 15:23:11.0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
作者:胡长生
责编:饶芬
定价:68.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来源、内涵及区域实践概况,是较全面和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科研成果。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就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三个概念与研究领域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来源,主要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两部分论述理论来源;第三章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主要分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探索,及新时代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三个阶段阐述;第四章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内涵,主要系统论述了生态文明两山论、福祉论、系统论、建构论、制度论以及全球生态共治论的相关内容;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区域实践,着重分析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江西、贵州和海南四省建设的实践。

书摘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基于唯物史观,立足于“社会-自然-人”的逻辑视野,揭示了实现生态文明的历史趋势、现实途径和根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具有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观点,反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一味地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人可以通过能动性的发挥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以及支配自然中的一切事物的观点。而主张构建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在自然、社会和人所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中共存共荣共赢的生态价值观。”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本诉求、社会价值和历史取向。

    第一,文明形态更迭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基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有一种说法,资源稀缺是导致文明转型的重要原因。基本生存物质资源稀缺导致了原始文明(原色文明),粮食资源稀缺导致了农业文明(黄色文明),奢侈品资源稀缺导致了工业文明(黑色文明),优美生态资源稀缺必然促使人类向生态文明(绿色文明)更迭与转型。这显然是检视生态文明发展的一个视角。但必须清醒地明白,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才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

    第二,生态危机的根本诱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视阈于19世纪中叶在《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禀赋特性的日益凸显和工业文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愈演愈烈,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就连西方学者罗尔斯顿也感喟:“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自然资源不可枯竭的神话越来越缺少信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文明史是人类社会史和自然史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不断更迭的历史进程。即文明史是由人向自然的生成与自然向人的生成的过程统一体。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处理方法及其结果,会导致迥然不同的人类文明状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于是,“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当然,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以社会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对人同自然的关系起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钱穆在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讲道:人生在必经的基础层面是“自然人生”,即“人生本身即是一自然,人生不能脱离自然的大圈子大规范,人生不能不依赖物质支持,此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人生即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与自然相对立……征服自然,而人生本身即就在自然之内,岂不要征服他的本身。”其言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实现社会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单一目的时,马克思曾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马克思反对外在自然界与人的感性世界的对立二元划分,即把人类真实存在的世界看作“人-社会-自然”的有机生态系统。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性,从而理性地昭示了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根本和谐及其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由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由生产目的所决定的生产模式,由生产模式所决定的技术发展模式等,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起着决定性影响,以至于如果我们不改变一定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形成一定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关系。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政治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从社会体制方面来观照和研判人与自然之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条件,其状态直接影响并多方面规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对抗或和谐,必然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或和谐,在工业革命以来尤其如此。因此,要立足于社会关系去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立足于社会进步去实现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生态危机不仅是一种自然现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现实,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自然界的贻害和写照。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基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的社会实践来考察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的,他们认为在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存在的时代,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越想有收获就越得善待自然,那么,工业文明时代越想有收获就越得征服自然。作为对自在之物的自然化的扬弃,近代意识带来并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人化;但对自然的过度人化却使人和自然陷入了深层的制度性对立困境。马克思在描绘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远景规划时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生态文明作为文明新阶段,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在新的高度上的辩证统一,是恢复自然的活力,肯定自然的价值,从而真正地实现人的价值,达到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有效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践行和实现生态文明的旨趣恰恰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此又有赖于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尤其是社会制度的科学、合理与和谐。(略有删减)

    (本文选自《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饶俊思
    审核:黄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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